在首月效应过后，信贷货币规模快速回升势头不会延续，未来信贷货币的增长将重趋平稳。货币增长平稳的格局，从根源上看，是由基础货币增长难以有效地持续扩张所决定的。在市场担忧货币环境收得过紧的同时，笔者判断却正好相反。依靠货币乘数扩张维持相对平稳的货币增长空间，也已压缩至一定程度。未来要维持流动性相对平稳的态势，势必面临以下选择：降准、新创基础货币投放渠道。 为维持货币乘数高位，保持广义货币增速相对平稳，以及降低储备货币获得成本，保持货币市场的稳定，我国或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。笔者认为，在2019年开年之初降准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，年内仍需要降准1个百分点以上。在新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未形成前，降准是央行难以避免的选择。 按照通常的货币增长中性基准，2019年M2增速在7.5%-9.5%间将是政策合意水平。当前货币实际增速显然已接近中性区域，未来货币增长进一步提升空间有限。未来货币当局的政策重心将转向价格，面对市场对经济前景的偏弱预期和价格低迷局面延续，未来降息概率正在快速上升。 首先，供给侧改革的阶段变化，使得降息迫切性上升。供给侧改革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心。回顾供给侧改革进程，“去产能”阶段以产能过剩治理为核心，时间大致在供给侧改革提出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；2016年下半年起，政策重心显然进入了“去杠杆”阶段，金融市场波动也同步上升；2018年四季度起，供给侧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，以基建投资为主要内容“补短板”被提上议事日程，并得到切实执行。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持续底部徘徊，使得中小企业日常的困难程度和竞争压力持续扩大，叠加基建投资重要性的上升，“降成本”自然就成为了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心；融资成本偏高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客观事实，自然就进入了政策视野，降息就成了未来必不可缺的政策选项。 其次，价格形势的变化，提高了降息工具应用的针对性和必要性。市场主流预期一直认为国内存在着轻微的通胀压力，受货币充裕和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，市场上的通胀预期一直未能消退。但受经济运行压力加大的基础性影响，以及猪肉价格走势带来的影响，未来通缩压力将上升。对2019年全年物价走势，笔者认为，上半年受猪肉价格非正常低迷影响，叠加季节性规律作用，CPI将延续下降态势，并在年中零基线上下触底，下半年在猪肉价格回升影响下走稳，低位徘徊；受基数变动影响，工业品价格在大宗商品价格企稳走平后，PPI同比价格走势全年都将运行在零基线上下的低位态势，年末才有可能略回升。价格走势偏向通缩，年内降息概率必然上升，笔者认为年中前后就会发生。 当前货币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之一，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。2014年以来，基础货币投放已由外汇占款的被动投放渠道，转向公开市场操作、再贷款和再贴现窗口等主动投放渠道，准备金市场形成并在基础货币调节中的重要性上升，基础货币利率在利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建立。在一个市场化的成熟金融体系中，政策利率是指准备金市场上的基础货币利率。我国目前已放开了银行体系中的存贷款利率，并着重引导市场建立市场基准利率。 因此，未来货币当局的降息行为，首先将发生在基础货币领域，比如调降回购利率。存贷款基准利率仅作为定价习惯和基准而存在，其在未来的利率体系中的重要性将不断下降。但就现阶段而言，存贷款基准利率对市场心理和银行经营仍有重要影响，调整力度超过基础货币利率变动，鉴于当前的经济运行和可能的通缩局面，央行未来的降息行为仍会选用银行存贷基准利率这一政策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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